的生涯

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三　退休前的二十年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四　悠然自适的三十年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后，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宫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以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此后的宫崎，忙于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课题目就是《论语》。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论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满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的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全集各卷月报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己绝不这样认为。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