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被逼向隋朝统治力量更为薄弱的江南地区渗透,使得江南起义星火比北方更为耀眼。
随着全国起义烽火的风起云涌,杨广看到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不断南流,在江淮间形成巨大力量,而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变乱也不断,已严重威胁到自己一直关注的东南地区。如大业十一年十月。“东海贼李子通拥众度淮,自号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杨广认为:隋在江淮间虽设有江都这个军事重镇。但就整个地区而言,它终究是其统治中最为薄弱的地区。他觉得:稳定这个地区,压制起义军在南方的发展,乃是当前战略上的首要措施。所以他要下江南,其意在稳定江南并以江南作为重新经营天下的根基地。
许多杨广的臣子不同意杨广的这一行动。他们认为:在当前战略部署上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不是江都,而是关陇河洛这统治中心,因为这一统治核心地区已遭受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威胁了。如苏威曾对杨广说的“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荣阳、祀水”。杨广的看法与众大臣的看法不同。但是杨广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所以当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鉴于“盗贼日盛”上表杨广请谏不宜巡幸时,结果都被处决。杨广表现出毅然决然的态度。
唐代朱敬则在《隋炀帝论》中对此评论道:“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越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但是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杨广执意前往江都并不是“色醉其心”,而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而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决策,这也可以从杨广南下江都前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看出来。在南下江都之前,杨广对东都的留守系统进行了一系列安排:“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在南下江都之后,杨广重新组织力量,“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以屈突通为关内讨捕使,李渊为山西、河南抚慰大使,张须陀为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同时,他让宁长真以鸿胪卿、安抚大使的身份回到岭南,张镇周也在岭南活动,同宁长真合力抗击萧铣,阻止其向岭南渗透。杨广还先后遣鱼俱罗、吐万绪、王世充、陈稜等剿灭了以刘元进为首的江东豪族的叛乱活动。可见,杨广南下江都之后仍试图有所作为,说他“色醉其心”似乎有失公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杨广南下江都的决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首先,杨广南下江都以后逐渐失去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杨广离开洛阳,使得中原地区隋朝的力量大受挫折,农民军乘机发展起来。隋末农民起义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就走向*,形成河北、中原、江南三支较大的起义队伍。窦建德据河北,拥众数十万,建夏称王。杜伏威渡淮南下,攻克历阳,包围江都,拥有江南广大地区。瓦岗军横扫中原,攻克兴洛仓,开仓任饥民取粮,有众数十万,围逼东都,打败七万隋军,发布讨伐杨广檄文。杨广派王世充率领江南劲卒北上救援东都,与李密前后百余战,最后惨败,逃入东都,屯兵含嘉仓,不敢复出。农民起义的巨大发展,动摇了隋朝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它刺激了贵族阶级的*。
其次,杨广远离东都,又促成了边将郡守纷纷割据叛隋的局面。杨广南下江都,使得边将郡守趁机割据反隋。鹰扬郎将梁师都在陕西朔方起兵建梁称帝,依附突厥为“大度毗伽可汗”。鹰扬校尉刘武周在山西马邑杀太守起事,自称皇帝,依附突厥为“定扬可汗”。校尉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府兰州起事,称西楚霸王,据陇西称秦帝。太原留守李渊最后起兵,趁关中空虚攻克长安,虚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这时的隋王朝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西京长安已经陷落,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杨广几乎已经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